转] 《守温三十六字母》浅析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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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温三十六字母》是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名著，它所确定的三十六个字母，在一千多年中一直为后世音韵学界所沿用。本文拟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对其作一浅析，从而兼及我国古代音韵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得失。为便于表述，所引字母一律按今音解读，并采用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所定字母读音及拼式注音。
【一】、《守温三十六字母》考：
    此书原名《守温三十六字母图》，其书名见于《玉海》称：“守温有三十六字母图一卷。”但早已失传，只是在后世的一些音韵学著作中不断被提到和采用，故流传至今。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复在其《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附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前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看见敦煌石室写本中有一个写得很坏而且很破碎的卷子，共分三截，有一截的第一行写：“南梁汉比丘守温述”八字，可并没有标题。这就是他的字母图残本不是，我们无从知道。有用没有用，也难于断定。我现在把它的主要部份抄出如下：
南梁汉比丘守温述：
唇音：不 芳 并 明
舌音：端 透 定 泥是舌头音
      知 彻 澄 娘 日是舌上音
牙音：见 君 溪 群 疑等字是也
齿音：精 清 从是齿头音
      审 穿 禅 照是正齿音
喉音：心 邪 晓是喉中音清
      匣 喻 影亦是喉中音浊
（ 引自王力《汉语音韵学》。下同。）    这就是笔者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守温三十六字母的最早信息。但散见于各书、获得多数音韵学家共识并流传至今一直称作“守温三十六字母”的是如下的一些字：见 溪 群 凝 端 透 定 泥
知 彻 澄 娘 帮 滂 并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从 心
邪 照 穿 床 审 禅 晓 匣
影 喻 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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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上述三十六字与刘复抄录的三十一字比对后发现，在刘复所抄三十一字中有“不、芳、君”三字是上述三十六字中所没有的，笔者疑是后世的人将“不、芳”改为“帮、滂”所致。按“不”和“帮”的声母相同，都是b（玻）；“芳”和“滂”的声母按今音虽分别是f（佛）和p（泼），但都是唇音，发声相近，也许古音或古人认为是同一个辅音（声母）。至于“君”字被改为何字，因系残本就不得而知了，笔者只能从它的排列上推断是被删掉的字而已。不过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也有采用“君”字的。刘复所抄其余各字均与上述三十六字一致，由此可以判断该残本为守温原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从行文上看，有原手抄者将原文简化并加入主观说明的痕迹。

   所谓“守温三十六字母”，是南北朝时代梁朝的汉僧守温选定用来代表汉语语音中一定辅音（声母）的代表字，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又称“纽”。按理，既然是辅音的代表字，那就是凡属同一辅音的任何一个字都可作代表字，所以我们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又常见到一些与上述三十六字不同的字作代表，只是上述三十六字一经选定，又为我国的音韵学界所认同，大家也就习用了。为方便表述和理解，笔者不妨按我国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写出三十六字的拼式如下：
jian（见）           xi（溪）      qun（群）      yi（疑）      duan（端）
tou（透）         ding（定）       ni（泥）     zhi（知）       che（彻）
cheng deng（澄）  niang（娘）     bang（帮）    pang（滂）      bing（并）
ming（明）          fei（非）       fu（敷）    feng（奉）       wei（微）
jing（精）         qing（清）     cong（从）     xin（心）       xie（邪）
zhao（照）        chuan（穿）   chuang（床）    shen（审） chan shan（禅）
xiao（晓）          xia（匣）     ying（影）      yu（喻）       lai（来）
  ri（日）【二】、浅 析：（一）由于汉字是方块字，自然无法从字形上分辨出辅音（声母）和元音（韵母）。但前人通过细致的审音，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体察出汉语语音中包含声母和韵母两大音素的自然规律，从而发明了三十六字母作为声母的代表字，以便具体研究这三十六字字群的发音部位和方法，明确它们在构成音节中的位置和作用。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发现。

    汉字虽然不是采取拼音制，但它毕竟是用来记录人们的语音的，这就在每一个方块字中必然具有或者是声母与韵母共同构成音节、或者是由韵母独立构成音节的客观规律。只是前人限于历史条件，仅仅发现声母和韵母共同构成音节的规律，而没有发现不用声母只有韵母也可构成音节的规律。关于这，我们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看到所有的汉字都必须用反切上字（声母）同反切下字（韵母）相切（拼）来注音就可证明。三十六字母作为反切上字字群的代表字，它标志着我国方块字拼音制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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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笔者以上转写的拼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十六字母中有辅音（声母）16个，即：b（玻）p（坡）m（摸）f（佛）d（得）t（特）n（纳）l（勒）j（基）q（欺）x（希）zh（知）ch（蚩）sh（诗）c（雌）r（日）；有半元音3个，即：i（衣）u（乌）u（迂），其中i重复出现；其余有16个辅音也是重复出现的。而我国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则是辅音（声母）21个。笔者以为，无论古今语音有多大变化、语音中的多种音素也可以存在古今发音上的差异，但作为语音中固有的音素之一的辅音而言，其数量（16个）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说按照古音这三十六字母原本是一字一音，不会雷同，则又未免太多，因为按照人类语音的发展规律是由简到繁、由单音节向多音节方向发展的，所以古音中的辅音数量决不会超过今音。清朝的潘耒在其《类音》中就曾指出：“知、彻、澄、娘、敷五字复出……彻与穿、澄与床异呼而同母；知与照、娘与泥则一呼，故删之。非与敷亦异呼而同母。”另一方面，这三十六字母中又缺g k h z s等5个辅音的代表字。笔者以为，即使从古今音异的角度去看，无论这5个辅音应读何音，但它们所代表的音素应该是存在的，没有它们，就意味着三十六字母未能包含汉语语音中的全部辅音音素。关于这，前人也曾论及要将三十六字母增至五十字母的，但他们都不是严格地从分析汉语语音中所包含的固有音素出发，从而一字一音地恰到好处地定出相应数量的字母，而是带着极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这一点，我们只须从他们所提字母的数量上就可见一斑了。
   
（三）三十六个代表辅音字群的字母中有半元音3个，这是极不科学的。须知半元音并不属辅音，它作为韵母可以独立构成音节，而辅音是不能独立构成音节的。但古代的音韵学家们不仅把它们视作辅音，而且在韵书中把它们作为反切上字（声母）使用的频率也相当高，甚至把应该属于特别韵母的er（耳）也当作辅音（声母）使用。如《广韵》上声“睡”韵“勇”目的“勇”：“余(yu)陇切”；入声“屋”韵的“屋”：“乌(wu)谷切”；下平声“侵”韵的“愔”：“挹(yi)淫切”；“登”韵“柔”目的“柔”：“耳(er)由切”。由此可见，姑勿论其所切（拼）出的音的准确性如何，（也许论者会说这里存在着古今音异的关系），仅就音理而言，把半元音（韵母）和特别韵母当辅音（声母）使用也充分反映出我国古代音韵学亦即语音学的幼稚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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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前引资料可以看出，古人很重视三十六字母的发声部位和方法，他们以为标明发生部位和方法就能让人体会出正确读音。但这里的唇、舌、齿、牙、喉和清浊之分是不够准确的。特别是“牙音”和“齿音”之分，使人难以捉摸，不知其所指。只是在有的音学著作中提到“牙音”发自尽头牙时，才使现代的语音学家领悟到是指的舌根音。当声带震动使气流从舌根呼出时与尽头牙有所摩擦，遂被古人误以为是“牙音”，从而出现“牙”和“齿”同义反复的既不准确又不科学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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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论：
（一）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实际上就是国语语音学的初步；所谓音韵学家，实际上就是语音学家。古代的音韵学共分三个门类：
1、古韵学，以周秦古语音为研究对象；
2、今韵学，以隋唐以来诗家所承用的声韵系统为研究对象；
3、等韵学，以等呼、反切、四声、五音、八音、十四声等语音发声规律和声调规律为研究对象。    由此可见，全部音韵学的内容都是以研究语音为其核心的。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就是我国古典的国语语音学。然而，古代的语音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对国语语音中所包含的多种音素尚在探索之中，因而还不能从国语语音中准确地分析出辅音、半元音、元音等音素；还不能准确地把握住不同音节的细微区别。比如古人把半元音i u u不当韵母而当声母用，这就势必造成拼（反切）出的音不准确。又如古人重视声母的研究而忽视对韵母的研究。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古人定出一个获得古音韵学界共识从而类似三十六字母的韵母代表字，而在古人的音韵学著作中，用于研究声母的篇幅也大大多于研究韵母的篇幅。因此，古人也就不可能明确分析出构成韵母的复合元音中有半元音、元音、次要元音、附属元音等音素；也不知道韵母可以独立构成音节。这些现象表明古人对国语语音的研究尚处在相当幼稚的阶段。他们是“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直到劳乃宣用方块字标出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两个以上反切下字）时，已是民初了，而这也是相当不准确、不完备和不科学的。
   
（二）由于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实际上是语音学的初创阶段，所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处于各抒己见、各执一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甚至连基本的名词术语都未统一，基本的概念也未形成共识。这就无怪乎后人读起来难懂了。如所谓“韵”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有时指韵母，如刘勰《文心雕龙》云：“异声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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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第二个“声”字显然是指的韵母。章太炎《国故论衡·音理论》云：“韵纽者，慧琳一切音义称梵文‘阿’等十二字为‘声势’，‘迦’等十五字为‘体文’。‘声势’者韵，‘体文’者纽也。”这里所谓“声势”就是指韵母。但“韵”有时也指声母，如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把三十六字母都分别加上一个“韵”字作为等韵的研究对象，如称“见韵”“群韵”等。还有 “韵纽”的说法。胡以鲁《国语字草创》云：“双声即同韵异音……叠韵者，双声之逆，同音异韵”。这里的第一个和末一个“韵”字指的就是声母，而他的“音”字才是指韵母。“韵”有时也指声调，如我们通常说的“平韵”“仄韵”。唐孙愐在《唐韵·序》后论曰：“欲使文章丽则韵调精明于古人耳”。这里把韵和调连在一起说了。    又如西人金尼阁在《西儒耳目资》中，将我国国语语音的音素分为二十九个，所谓“自鸣者”（按指元音）五；“同鸣者”（按指辅音）二十，“不鸣者”（按指用于外来语）四。同时分“字父”（声母）二十六，“字母”（韵母）四十四。还把复合元音称作“字母”“孙母”“曾孙母”等等。在对三十六字母的注音方面，在江永的《音学辨微》中，“见”：“古（gu ）电（dian ）切”；“溪”：“苦(ku)电 切”。但在同书论“借韵转切法” 时，则“见”为“京(jing)坚(jian)切”；“溪”为“卿(qing)牵(qian)切”。瑞典人高本汉在其《中国音韻学研究》中解释说：“纽与声母之不同。纽是三十六（三十）个字母，不管颚化与非颚化的。    真正的声母是由反切去表现，声音之颚化与非颚化都由他们指出的。韵与韵母之不同，韵是从主要的元音算起的，不管主要元音前有没有i或u以为复合元音的次要成份，真正的韵母是由反切的表现，把那字所有一切元音的成份都包括在内的。”高本汉举例说，如同在一个“见”纽的字，如果是纯粹发声的，其反切上字是“古”，如果是颚化的，其反切上字则是“居”。这无异于说“见”纽的字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字母，而这种不同，只有从反切上字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纽”不是声母，只有反切上字才是真正的声母，那末，“纽”的作用是什么呢？仍是一个疑问号。    同样，“韵”不是韵母，韵是没有韵头的，而韵母则是由反切（下字）去体现其所包括的一切元音成份的。高本汉在这里所说的“韵”似指主要的元音而言，不是指复合元音整体。其实这是由于古人把作为韵头的i u u当作声母对待，才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作为反切下字的方块字，其读音中自然是包括了应该包括的全部元音成份的。    随着音韵学的发展，审音则愈分愈细，愈演愈密，难免失之繁琐；推理则愈推愈玄，愈穷愈奥，多有失于牵强。遂致教者叹难，学着堕雾。迨至上世纪初，由我国文化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从西方引进现代语音学理论及其科学的研究方法后，古代音韵学的古奥神秘的面纱才被揭开，从而开创了我国语音学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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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古人的教训不外是：
   
1、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家们一直未能确定一种地方语言为标准音进行实地研究，而是在遵循所谓“兼顾古今，兼顾南北”的指导思想下从故纸堆中讨生活。有的音韵学家甚至以统一全国语音为己任，企图通过自己的著述统一国语发音,似乎要创制一种人造语音(有人说是所谓“书音”，是只有读书人才读得出的书面语音)。如清朝的潘耒在其《类音》中称“欲使五方之人去其偏滞，观其会通，化异即同，归于大中至正”。有的音韵学家甚至在研究中掺杂进以自己家乡的方言为标准的语音，称之为正宗古音。这些都无疑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导致最终也未能建立起系统、科学的语音学体系。唯一的一部以北方话为标准音的《中原音韵》，也因仅具工具书功能，并受到音韵学界的攻击，而无补于科学的语音学体系的建立。
   
2、没有创制出一套表音字母符号，始终跳不出方块字的圈子，从而严重阻碍了对语音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进程。
   
3、没有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诸如实地考察、个案专攻、个人专访、课题设置等等，更遑论使用测音、录音仪器进行研究了。大体上都是从故纸堆中讨生活，甚至出现把语音的发声与人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拉扯到一起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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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我国古代的音韵学研究成果，既要看到它作为古典的语音学初级状态所存在的不成熟和幼稚性，也要充分肯定音韵学家们对数以万计的方块字所作的艰苦努力以及为我国现代语音学的建立所提供的良好基础。过去有不少学人说古人把音韵学写得古奥难懂，读之宛如“天书”，是故弄玄虚。其实这是冤枉了古人。须知古人也是处于我国语音学的初创阶段，许多问题都正在探索之中，连他们自己都还未能彻底搞清楚的问题，怎么能表述得明白晓畅呢？因此，我们要有分析地正确地去认识和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在当前中华传统诗词写作中予以运用。笔者以为，从语音学的角度考察，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如何对待“古韵”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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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 韵：
    作为语音实体的韵，是一个客观存在，是国语语音中所固有的音素，从根本上讲，不存在古今难以跨越的鸿沟和面对必须作出存废抉择的问题。在中华传统诗词写作中所谓的“韵”，实际上就是指语音中的韵母和声调两大成份。所谓“押韵”，就是指凡语句中尾字的韵母相同就“押韵”，反之就“不押韵”。我国现行汉语拼音方案中共有韵母三十五个，用这三十五个韵母去比对古人韵书中所规定的韵和古人诗词中的用韵，我们就会发现相沿至今的汉字读音是基本上和那些韵接得上轨的。当代著名语音学家王力曾经指出：“我们现在要弄清楚古音是不可能的了。”  而王力这话是在老一辈语音学家们做过多年努力都无功而返后才说的。    我以为，是否存在一种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所谓“古音”，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须知现存的各类韵书，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翔实的语音记录，就是古代的录音“磁带”和“光盘”，除此以外，是不会有别的什么尚未发现的或与今人完全不同的“古音”的。一种民族语言中固有的语音，是不会象语言那样变化大和快的，因为这不利于人们的交流和民族的延续，我国代代相传的众多古籍至今仍能阅读就是有力的证明。    比如三十六字母中的第一个字“见”，笔者在本文中已引了两个注音：“古电切”和“京坚切”；再查《广韵》的去声“霰”韵下的“见”目注音为“古电切”、“胡电切”，别的韵书还有“经甸切”。尽管代表声母的反切上字不同，但代表韵母的反切下字的韵母则是相同的，都是ian。 在当代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此种现象也大量存在，如苏北方言中的z c s和j q x 不分，把“洗”（xi）读“死”（si）,读音虽然不同，但其韵母却是相同的，都是i。又如南京话将“徐（xu）”读作“瞿（qu）”，也只是声母改变了，其韵母则都是u。汉代的一位辩士名叫郦食其，据考证这里的“食（shi）”应读作“异（yi）”、“其（qi）”应读作“基（ji）”，同样是声母变了，但其韵母则都是i。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由于韵母在构成音节和体现音色、音值中起主体作用，因而作为一种民族语言的语音，在因时因地发生的变异中，韵母总是处于惰性状态，以保持民族语音固有的基本特征。再以《广韵》为例，“东”韵中有二十一个韵目，其中十六个的反切下字的韵母都是ong；只有“雄”(xiong)瞢(meng)穷(qiong)风(feng)五个字的韵母不同。   但古人认为半元音i是辅音，韵母中没有韵头，而eng和ong都是开口呼，都有“收声”（鼻音），因而古人认为是同韵。《广韵》“桓”韵：“桓”，“胡(hu)官(guan)切”；“潘”，“普(pu)官(guan）切”；“瞒”，“母(mu)官(guan)切”。“潘”和“瞒”的韵母按今音为an，但反切下字的韵母却是uan，用于“桓”可以，用于“潘”“瞒”就欠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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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知道古人是不用韵头的，而韵头又并非韵母的主要成份，因此仍然不妨碍古人认为它们是同韵。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的认识：在所有的韵母中，真正以单一元音构成的并不多，而以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则是绝大多数。所谓复合元音，就是指一个韵母中有半元音、主要元音、次要元音、附属元音等成份。而凡是韵母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元音成份相同，在前人的诗词中就算押韵。如“急(ji)”、“吹(chui)”、“罴(pi)” 押韵，是因为它们的韵母中都有一个半元音i 。又如“天(tian)”和“船(chuan)”押韵，是因为它们的主要元音a和附属元音n相同。    有趣的是，古人诗词中的“户(hu)”和“女(nu)”押韵，而它们的韵母则是半元音u和u，显然不同。但古音或古人认为u 和u通韵，是因为它们的发声部位和方法极其相近，都是撮口呼。也正因此，当代的语音学家赋予它们的字形符号也相同，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加上两点小小的音标；而古人诗词中的“雾(wu)”和“去(qu)” 押韵，其韵母在字形上就完全没有区别了。因此，对于古人诗词中的en eng同韵、ong iong、an uan同韵、乃至ing eng un同韵、ueng ong eng uang iang同韵，我们就也都能理解了。    这也就是说，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在用韵上如有疑难，只须查一下现代词书字典中的注音也都能解决问题的。只不过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在传统诗词的创作中，是否要遵循古人的这种规范，那就要从当代人是否理解和读起来是否认为押韵为准才是。所幸在传统诗词的创作实践中，存在这种分歧的字并不多，若为当代人着想而有意避开这些字不用，也是易于做到而不会影响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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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古人的韵书中也还有一些例外。仍以《广韵》为例。“东”韵下的“冯”目中有“梵”。“冯”，“房(fang)戎(rong)切”；“梵”，“防(fang)泛(fan)切”。这里的韵母ong 和an显然不同，按理不能认为同韵。但由于a o e的发声部位和方法都极其近似，又都是“开口呼”，所以古人认为它们同韵。再就是它们的韵母中都有一个附属元音n，这个n虽是个辅音，也不是韵母的主要成份，但它们仍在表音中起着作用，都是“收声”（鼻音）。    不过，我们还应当理解，其实《广韵》的编者们在这里也是取“冯”和“梵”的声母相同，即所谓同“纽”，又同是唇音；而且，不仅它们是双声字，就连它们的反切注音字“房”和“防”与切出的字构成双声字，本身又是双声叠韵字。编者们还要考虑反切上字必须与切出的音同声母同清浊、反切下字必须与切出的音同韵母同声调。再如“光”韵下的“天”目中的“吞”。“天”，“他(ta)前(qian)切”；“吞”，“汤(tang)门(men)切”。这里的韵母ian 和en显然不同。但编者们同样也是取“天”和“吞”的声母相同，亦即双声字；而“他”和“汤”是双声叠韵字，“他”和“前”是叠韵字，同时ian 和en里也都有一个附属元音n。依此可以类推。    由此可见，在古人的韵书中几乎包括了古代音韵学的全部研究成果和一些未定之议，我们在研读时不可不察。《广韵》是据《切韵》和《唐韵》编纂的，孙愐在《唐韵》序后论曰：“切韵者本乎四声，纽以双声叠韵。欲使文章丽则韵调精明于古人耳。或人不达文性，便格于五音为足。”可见古人认为在韵书中体现双声叠韵是关乎文采的大事，并非单纯以辨音为满足。其实，这些都是极不科学的观念，大大妨碍了科学的语音学体系的建立。现存的韵书都是以《广韵》为蓝本编纂的，唯繁简有别而已。我们通过对《广韵》的粗略分析，也可见其他韵书的一斑。    关于声调，笔者是主张在中华传统诗词的写作中使用入声字的。这对丰富传统诗词的音韵音色、保持传统特色都不可或缺。但要熟悉入声字，就只有求助于除《中原音韵》以外的古人的韵书了。再是声调方面还有一个古韵书和当今普通话的矛盾问题。笔者以为应该听其自然，不必强求一律。从传统诗词的创作实践看，这样做对繁荣创作并无大碍， 也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是无须在这方面多费唇舌和笔墨的。